我写那篇文章，就是想借鉴施特劳斯研究霍布斯的方法来研究荀子的政治哲学，因为以前有学者提过荀子和霍布斯的类似处。

如果是这样，则《文言》当作于《彖传》之后。鲁昭公三年孔子十二岁，那么《象传》至晚作于春秋末期了。

《周易》一书，包括两个部分，一是《易经》，即卦爻辞（包括卦形、卦名、爻题），一是《易传》，即《彖》（上、下）、《象》（上、下）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（上、下）、《说卦》《序卦》《杂卦》，共七种十篇，通称十翼。所以，它既帮助了《周易》的流传，扩大了《周易》的作用，而它本身也以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，在历史上发生过深刻的影响。直到北宋的欧阳修才不相信汉以来传统的旧说，否定了十翼与孔子的关系。这不仅因为先秦古籍中见不到孔子写十翼的记载，更重要的是从十翼本身考察，我们得不出这样的结论。例如我们在前文曾经引过《序卦》解释《咸卦》的话：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。

如无《彖传》在先，《象传》作者只讲爻辞而不讲卦名、卦辞，抓住枝叶、抛弃本干，是决不会有的事。十翼的内容虽然构成了一个互相联系、互相补充的较完整的思想体系，但显然不出于一人之手，也并非产生于同一个时期。而温城董君独以为礼义之大宗，何哉？盖礼者，刑之精华也。

卫辄拒父，祭仲行权，二义久为后人所惑疑，《公羊》家之为人诟病，莫若此二条。赵鞅纳之而称世子者，罪大臣辅辄而拒父也。董仲舒更撰《春秋决狱》，足见《春秋》的刑书性质。【10】 失礼则入刑，表明了礼与刑的合一。

其《通义》叙云： 先师言：《春秋》，夫子之行事也。传所以曼姑解伯讨者，推曼姑得距之，则国夏得讨之明矣。

向使夫子与翚、招并时立朝，必不待其弑君乱国，蚤已放流之，?殛之，又何不逆亿之有？【9】 盖翚、招之徒，平日处心积思，出谋发虑，久不范于礼义，终致弑君乱政。圣人盛德至诚，必已感化卫辄，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，必将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。尤其是随着法律的儒家化，儒家更多是通过这种制度化的途径，发挥其行道的作用。辄利其位以拒父，则卫之臣子舍爵禄而去之，可也。

30 《后汉书》卷四十八《应劭传》，第1612、1613页。其后，胡安国《春秋传》即申其说，曰： 孟氏发明宗旨，目为天子之事者，周道衰微，乾纲解纽，乱臣贼子接迹当世，人欲肆而天理灭矣。（康有为：《论语注》卷七《述而第七》，《康有为全集》第六册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428页）此类尤精。其中，子游于孔门中乃最精于礼者，尝为武城宰，其以礼乐为教，盖视民众为教众也。

18 张伯桢：《南海师承记》，《康有为全集》第二册，第213,213页。……故就一家私恩而言之，则人子自人子，自当让父。

《春秋》为刑书，其性质颇近于回教中的沙里亚法。24 《汉书》卷五十九《张汤传》，第2639页。

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必欲得辄而为之君。《论语·为政》云： 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朱子在其《论语集注》中引胡氏说云：卫世子蒯聩，耻其母南子之淫乱，欲杀之不果而出奔。其实，即便在汉律那里，虽未明确以礼入法，但《春秋》决狱的精神已对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这就是对决事比的重视。关于《春秋》作为刑书的性质，东汉王充所言最为精核，曰： 仲舒表《春秋》之义，稽合于律，无乖异者。可见，汉儒运用决事比的方法，不独据经义以决史事，又引《春秋》以决狱事也。

尤其自魏晋以后，更有贬《春秋》为史者，以为孔子不过明道之圣人，抑或万民之表率而已，如是儒家经世致用之精神遂晦暗不明。然既不得其位，乃假鲁史而垂天子法于后世，虽不得已而为素王，但其法足以使乱臣贼子惧【8】。

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？曰：可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俞序篇》云： 孔子曰：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。

对儒家来说，律法不独施及下民，亦当施诸己身，而其法则有宽严之不同。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辄？蒯聩为无道，灵公逐蒯聩而立辄。

22 《汉书》卷二十四下《食货志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1160页。因此，不独《春秋》为刑书，其余诸经亦具有律法性质。盖《春秋》为定法律，《论语》为陈高义。【11】 清刘逢禄则曰： 或称《春秋》为圣人之刑书，又云五经之有《春秋》，犹法律之有断令。

【14】 案，此处阳明所批评的先儒，乃朱子也。臣不讨贼，故加之弑君，则赵盾、许止皆有弑君之罪也。

此意如何？先生曰：恐难如此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（《颜渊》），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（《为政》），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

在何休看来，站在刑书的立场，卫辄拒父符合王法，故为伯讨。（范宁、杨士勋：《春秋穀梁传注疏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8页）盖以《春秋》行王者赏善罚恶之权，即所以为刑书也。

父有父之义，子有子之义，王父及孙有王父及孙之义。片言之贬，辱过市朝之挞。……辄虽由嫡孙得立，然非有灵公之命，安得云受之王父辞父命哉？……然则为辄者奈何？宜辞于国曰：若以父为有罪，将从王父之命，则有社稷之镇公子在，我焉得为君？以为无罪，则国乃世子之所有也，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，而使我立乎其位？如此则言顺而事成矣。25 《汉书》卷五十八《兒宽传》，第2629页。

宋明儒视孔子为万世师表的圣人，至于其《春秋》，亦不过通过直书其事以彰显善恶而已【2】。以为见之空言，不如行事博深切明。

曼姑臣也，距之者，上为灵公命，下为辄故，义不可以子诛父，故但得拒之而已。其可奈何？不以父命辞王父命，以王父命辞父命，是父之行乎子也。

然而，后世儒家又奉《春秋》为经，其缘由在于，《春秋》包含了一套孔子用以拨乱世而反诸正的王法。故孔子莞尔而笑，曰：割鸡焉用牛刀？（参见《论语·阳货》）孔子是语，足见治国当用宽简之道也。